众所周知是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，被后世誉为“法家先驱”、“圣人之师”，那么管仲作为一代，用了哪些方法成就了霸业?
富民强国安邦之策，奠定春秋霸业坚实基础
一次，齐恒公召见管仲，向他坦率地表示了霸业宏愿，并希望管仲为之出力。问管仲“我想使国家富强、社稷安定，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?”管仲回答说“必须先得民心。”“怎样才能得民心呢?”齐桓公接着问。管仲回答说“要得民心，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;国君能够爱惜百姓，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。”“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足，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，那是的道理。”
齐桓公又问“百姓已经富足安乐，兵甲不足又该怎么办呢?”管仲说“兵在精不在多，兵的战斗力要强，士气必须旺盛。士气旺盛，这样的军队还怕训练不好吗?”管仲向齐恒公阐述了自己“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”治国理念和酝酿已久的富民强国安邦之策。
在齐恒公全力支持下，管仲在齐国实施了全面改革。在政治方面，他改革行政体制，把全国分为二十一乡，使士、农、工、商各就其业，精细组织机结构，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，改革用人制度，建立一套严格的各级官吏选拔考核奖惩的制度办法，推举国中“慈孝、聪慧、拳勇”出众者，选贤任能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，扩大了人才来源，成为后世制的雏形。
在经济方面，管仲把“富民”放在首位，大力发展农业、商业和手工业，实行盐、铁国家控管专卖，实施“四民分业”的专业化管理(即把国民分士、农人、工匠、商贯四个类别，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，以便提供良好安稳环境，促进相互交流。在国家征收赋税时，实行在“均田分力”基础上的“相地而衰征”的政策(“均田分力”，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，使其分户耕种。
然后，“相地而衰”，依据土壤的肥瘠，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)，扩大对外开放，鼓励鱼盐出口，欢迎各国商人前来齐国经商，进一步搞活经济。
在军事方面，改革兵制，实行分乡管理，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，兵民合一，农忙务农，闲时军训，战事出征，不断提高战斗力，为以后大规模战争做好充分准备;在社会方面，坚持“德、法”共治。在“德”治上，以人为本，重视民意，推行礼法并重，对国民进行道德教化，在“法”治上，严格执法，公开执法，以法治国;在治国方略上，又实行平衡调节政策，讲究平衡，均权利益。
即宏观上摒弃重本轻末、重农轻商观念，倡导经济多元化发展，相互补充，彼此促进，以求平衡，微观上调节各方利益分配(采取“夺富予贫”方法，向富者征收消费税，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，以免与民争利，，对贫者要采取扶贫政策，“厚其生”、“输之以财”、“振其穷”等)。
通过全面的改革，齐国经济、军事等各方面实力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原本衰微的国势亦迅速上升，从而初步实现了民富国强之目标，为齐桓公的春秋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在管仲治国思想体系中，有一个核心的“以商止战”理念，尤其适用于对外贸易。这种“以商止战”的理念，就是与诸侯国贸易时，运用商贸战略，并以军事威慑力维持均衡为手段，以削弱敌国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，即与现代意义上的“贸易战”相类似，亦称“经济战争”。
当时，南方的是齐国霸业上的劲敌，齐恒公一直想着如何才能削弱此国，于是他问计于管仲。管仲出谋，要齐恒公购买楚国特产的活鹿。根据管仲的谋划，齐恒公在与楚国的边境上设置了小城，派人到楚国以高价大肆购买活鹿。
楚王听说自己国家活鹿的价格是八万钱一头，而齐国出手的价格为二千万一头，价差悬殊，利润巨大，非常高兴，心想楚国多的是活鹿，但缺的就是钱，现在齐国这个傻帽自动送大钱给楚国，实在太好了。于是他发布命令，动员全国百姓捕捉活鹿，与齐国兑换货币，进行边境贸易。
管仲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就进行宣传炒作。官方采购商人煞有介事地告知来自楚国的商人，说可以每黄金百金的价格购买二十头活鹿。这个巨大的财富诱饵，对楚国人来说太富有刺激了。于是在楚王动员和齐国采购商人诱惑下，楚国上下立即引起轰动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而农人更为狂热，都放下手中活计去赚大钱，捕捉活鹿，与齐国进行大批量交易，颇有点现代的“全民炒股(房)”的意味。
这时候，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、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，而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，比往常多了五倍，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，也比往常多了五倍。
管仲对齐恒公说“好了，这下我们可以安心打楚国了!”齐恒公忙问原因。管仲回答说“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，却误了农时，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，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。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。”
齐桓公恍然大悟，关闭了与楚国的边境。结果，楚国的米价疯涨，楚王派人四处买米，都被齐国截断，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。楚国元气大伤，三年后只得向齐国屈服。
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“以商止战”—“贸易战”经典案例。管仲无疑是利用了诸侯国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展开“贸易战”，削弱对手于无形之中，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，迄今仍让人叹服。
